“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自古以来人民都呼唤贤能官员的出现，“好干部”的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也因时代不同而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我国传统思想，新时代的“好干部”理论继承了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并在其基础上自我丰富。
一、新时代“好干部”的理论内涵
党史上对于“好干部”的定义虽然因时代的变化有所不同，譬如毛泽东同志基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客观情况侧重于奉献牺牲、立场坚定，“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是界定“好干部”的准绳，但是德才兼备始终是“好干部”的核心。“天下为公”的理念是传统儒学的精华，家—国—天下是三个逐渐扩大的场域，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但“国”不过是基于某一家族姓氏之上的具体政权与国号，而“天下”则将“国”与“家”统统囊括于其内涵之中。“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管子·霸言》），国家可以因其所属不同的君主而为私，但是天下必须成为所有人安身立命的场域，因此，顾炎武云：“保国者，其君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子替天以牧民，官僚就成为牧民之器，儒学认为士大夫是最佳的官僚，因其秉持“尊君”与“民本”之理念。“尊君”要求君主必须要有服务于民的“为民意识”，要通过修炼“公心”抑制“私欲”，“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绪无穷而无一本于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圣学辑要》），而士大夫所做的就是尊重明君、忠于贤君与制止昏君；“民本”顾名思义，“民为邦本”，人民是君主与官僚都应该保护的对象，于君而言，“爱民之所爱，恶民之所恶”，官僚也应该有爱民如子的情怀，更应该通过牵制王权来谋求民众的正当利益。唯有以上才可以实现君主、官僚与人民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也就达到了“天下为公”的境界；而对于官僚而言，做到了“尊君”与“民本”也可以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新时代对于“好干部”的界定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也是对儒家“尊君”、“民本”理念的最新诠释：信念坚定、勤政务实、清正廉洁刻画了一位爱国勤政的忠臣与君子，而为民服务、敢于担当则描绘了一个诚信爱民的贤人。
二、新时代“好干部”的实现路径
1、立志以成忠臣。“忠臣”是对“尊君”理念最好的诠释，立志为忠首先意味着对于“公天下”及其化身“天子”（君主）的不贰之心，其次蕴含着为了达到理想信念的不懈奋斗。“仁”是中国传统儒学的核心。“仁者爱人”，朱熹有云“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约必滥，久乐必淫”，在儒家看来，“仁”是一种目的、一种追求与纯粹的精神寄托，这就如同共产党人崇高的信仰一样，顶天立地、不可动摇。基于时代变化，信仰会呈现历史的不同，在新时代，理想信念具体表现为“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核心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在新时代的理想蓝图中，个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这是“天下为公”理念在新时代的体现。其次，坚定理想信念是干部的“人生头等大事”。儒家将“忠君”与“爱国”视为同一，对于抽象国家的热爱就体现在对于现实君主的忠诚，一名新时代的好干部首先是要树立核心与看齐意识，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中央看齐，维护核心、服从核心是新时代最大与最根本的政治。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天下任为己任”，所以全体党员干部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各项工作中毫不动摇、百折不挠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打任何折扣，不耍任何小聪明，不搞任何小动作”。同时儒家将“公忠”与“愚忠”严格地区分开来，前者是一种对公共利益的捍卫与维护，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理念的践行，是对全党、全国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捍卫，而后者是对某个个人利益的维护，是爱惜某些个人与团体的“羽毛”，其实质是“私”，习总书记鲜明指出“党组织不等同于党员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纵观党史，“愚忠”就是张国焘集团脱离党、分裂党的精神依据，一名新时代的好干部就是要旗帜鲜明地与这种小团体主义作斗争，捍卫党的权威与尊严。如果说“仁”是目的，那么立志就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明代儒士王守仁的“志无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应成为今天全体党员干部的座右铭，在古人看来，“敬天保民”是一种志气，在今天敬业奉献、勤政务实也是一种志向，一名新时代的好干部就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埋头苦干、真抓实干、动脑巧干，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真正做到为民服务。
2、修身以成君子。儒家认为一个高尚的人应该经历以下三个层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理天下的前提条件是修炼自身的德能以成君子，这反映了自古以来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尚贤制，君子应该无时无刻都培养自己的德行、锻造自己的能力，“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悬者，在此耳”（《荀子·天论》）。新时期的干部首先是慎用权力、擅于自省、清正廉洁的“有德之人”，其次应该是不断更新知识、提高能力的“有才之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古代儒生必须要树立正确的出仕观，必须要有学问的功底，只有这样才能适时地判断情况并发挥自己的能力，否则会因能力的不足而误事，而新时代的好干部应该首先学理论，学透学懂党和国家的政治方针，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其次学业务，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要努力增强本领，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做“懂政治、精业务”的新“好干部”。再次，儒家讲究知行合一，知而不行视为不知，理论须与实践结合才有生机与活力，新时期的好干部更应该向田野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学习，大兴调研之风，体察民情、体味民风，反映基层之所需，解基层之所困，这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在传统社会，农民安居乐业，农业生产方能稳定有序，朝廷的赋役就可以源源供给，“天下太平，朝野康宁”的“盛世”便有保障，“民本”不仅仅要求君主与官僚要重视人民，更要“模拟”百姓的利益要求，例如在选贤任能上“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孟子·梁惠王下》），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民服务，而不应将自己束之高阁，搞不接地气的“拍脑袋决策”，劳民伤财，筋疲力尽。
3、守信以成贤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儒家认为“信”是集结人心的保障，是国与国之间相交的道义标准，孟子把“朋友有信”列为五伦之一，诚信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所，是结交朋友，进德修业之基，是治国安邦之道，“信”对于新时代的干部来说，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同志的承诺，更是对于组织、党的事业担当。首先，应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对己守信，党的干部应该坚持原则，时刻不忘自己心中的准绳标尺，以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理想信念，做到勿忘初心；其次，对同志诚信无妄，真诚交往，儒家强调“礼”，意味着社会成员在尽本分，守护自己权利的基础上同时不侵害对方的利益，达到和谐共生、“天下大同”，所以新时代的“好干部”应该以德会友，尊重对方，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和意愿强加给别人，平等相待、共创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再次，敢于担当，面对大事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儒家认为“公天下”的形成离不开士大夫的“据理力争”，通过牵制王权来谋求民众的正当利益，士大夫应当秉持公心、克服私欲，成为“正君治国之士”而不是为了私利而畏畏缩缩、委曲求全的“荣身固权之人”、“老好人”，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利益错综复杂，这就需要广大干部保持清醒，敢于出手，及时制止，捍卫政治理念与政治原则；再次，严管的基础上更应该厚爱，营造守信的氛围，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党和国家的事业需要干部披荆斩棘，克难创新，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失误，组织应该包容宽容，《尚书》指出“有容，德乃大”，不封闭、不狭隘、不“抓辫子”、不“穿小鞋”，营造诚实守信、敢于担当的良好氛围，最终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天下为公”。（龙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