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讯(记者 丁雪 实习记者 明廷宝)从湖南宁乡县的一个山村到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中间不止隔了一个太平洋。
在这个培育出了8位美国总统、上百位诺贝尔奖的世界最高学府,穿着红色学士服、黑眼睛黄皮肤的生物系博士何江在掷地有声的和大家分享他对“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衡”的看法,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这是哈佛365次毕业典礼中“第一次”由一位来自中国的学子代表优秀毕业生进行演讲,他的英语水平得到了众多媒体高度认可。何江的故事听起来像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梦”实现路径,尽管在几年前,他还在“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论调中挣扎。对于未来,何江对《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说,自己将用4年时间在麻省理工读博士后。如果自己到时候科研到一定水平,会考虑回国。
关于演讲 斯皮尔伯格对我说“恭喜”
《法制晚报》:作为第一位站上哈佛大学毕业演讲舞台的华人,那一刻是什么心情?
何江:之前很多人和我说起这个场合的重要性,害怕我会出错。因为当天还有彩排,所以演讲前一晚只睡了4个多小时,早上5点多就起了。其实上台前也特别紧张,也担心会忘词。上台后反倒没什么感觉,也没想过什么“第一人”的头衔,开场两句陈述后,看到台下有人在笑、有人点头就觉得没事了。准备了这么久,还好没出错。前一晚妈妈还给我打电话,鼓励我,让我放松,不要紧张。其实家人比我还紧张。
《法制晚报》:和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同台演讲是什么体验?你们台下有交流吗?
何江:跟他只有很短的几句交流。我们虽然是一同走过来,但是他被一群人围着,教授和各种工作人员,因为他是荣誉学位的获得者。我讲完下来之后,斯皮尔伯格握了我的手,他说,“congratulation to you 。”
准备了三个月有专门培训
《法制晚报》:你是怎么最终站上这个演讲舞台的?
何江:这次申请毕业典礼演讲,历经3轮选拔才正式入选。第一轮申请的时候,首先要提交相关科研成果和演讲稿件。我到哈佛后,很快进入科大师姐、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得主庄小威教授的实验室,从事高分辨显微镜研究流感如何侵入人体等工作,并做出一些成绩。
进入到二轮评选后,这时候的研究生竞争者只剩下10人左右,当时有10位不同专业的教授坐在下面听我演讲,他们进行讨论。这个通过后,我进入了第三轮评选,并成为最后4名研究生竞选者中的胜出者。
何江,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佛毕业后将赴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学位
《法制晚报》:这次演讲是哈佛大学365次毕业典礼中第一次由来自中国的学生代表优秀毕业生演讲。你觉得华人学生站上演讲舞台,为什么等了这么久?自己脱颖而出最终站在演讲舞台上的原因是什么?
何江:说实话,我都不清楚为什么当选了。读博期间,我从事超高分辨显微成像研究流感入侵人体过程及大脑神经元细微结构,作为第一作者和共同作者,发表了9篇论文。哈佛学业出色的人太多了,最后脱颖而出,可能与演讲内容的新颖度有关,选择科技题材的演讲人相对较少。哈佛往届毕业生代表大多是文科学生,我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理科生视角,我觉得这可能是打动评委的关键原因。3月份入选后,学校专门组织培训,在情绪调动、肢体语言以及与听众互动方面对我进行指导。演讲过程准备了3个月。
《法制晚报》:怎么确定“改变这种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这个演讲主题的?
何江:选择科技知识分布不均衡也是因为和同学聊天时的玩笑话,我们当时开玩笑想搞科研究竟是为了什么,怎么让更多的人受惠。我从这些日常的生活细节中得到灵感,就想讲一下科技知识怎么给大家带来好处。
哈佛是一个培养带头人的地方。毕业典礼其实更多是让学生思考毕业之后使命在哪的一种仪式性的存在,也会思考哈佛这些年的教育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我讲科技知识不均衡,肯定是我基于理科生的一些思考。去讲这么宏大一个话题,不可能空洞地谈,必须有一些自己的切身经历在里面,我自己身上的经历是这样,还有很多农村生活回忆带给我的思考。
关于背景 为练英语与外国学生“生聊”
《法制晚报》:你觉得农村背景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何江:阶层这个说法我能理解。因为从农村出来,你可用的资源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少很多,然后靠自己的努力要多很多,但是我不认为这能完全限制一个人。
一个人通过努力,找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点,当你真正清楚自己以后能干什么,很多事便会变得信心满满或者说有备而来。抓住机会认清自己,下一步就会顺利很多。
《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从你在哈佛上学的经验来看,感受到的东西方的教育有什么差别?
何江:东西方差别在课堂上比较容易体现。中国的课堂,老师更多的是一个权威的存在,学生在下面被动听的比较多。美国这边就是鼓励大家参与非常多,鼓励你去尝试,老师也不批评一些幼稚想法。这种差别其实从一开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法制晚报》:有不自信的时候吗?觉得人生到现阶段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瓶颈是什么?
何江:当然有。从不自信到自信,28岁之前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历练。从乡下到县城读高中,蹩脚的“农村英语”曾经让我不自信,我就买英文版小说硬啃;到了哈佛,校园满是“牛人”,整个头一年都不自信,但第二年,我就报名当本科生辅导员,最后一年,搬入本科生宿舍,与一群本科生同吃同住。
这期间,我做过许多被称作“破冰”的尝试。比如,一桌西方学生正吃饭热聊,英语还不那么“顺溜儿”我也坐过去加入谈话。受挫是经常的,但硬着头皮不断尝试,渐渐的,结交了不少朋友,英文也越来越好。
著名经济史学家建议其出书
《法制晚报》:你在演讲中提到科技知识分布不均,其实这背后也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当代农村中的教育资源分配现状,有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何江:其实所谓资源分布不均衡在很多领域都有,就像教育,也是一个存在问题的行业。这个不是一批人能解决的问题,它是整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单从一个理工科研究人员的角度来说,如果想把这些知识信息传播出去,其实可以用科技手段做很多,类似网上教育。哈佛现在就做了很多类似的尝试。
合起来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举个例子,就比如我们这些做科研的人,要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在做些什么,现在国内已经有很多平台在做,以后这样的机会会越来越多,能让更多人了解。
《法制晚报》:世界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建议你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他有提道,“从中国农村的变化来反映中国近30年的发展变化,你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你对他说的怎么看?
何江:他的意思是我的经历走过了很多不同的阶层,有农村的、城镇的、城市的,再到国际的,浓缩了中国发展的脚步。
关于未来 “研究到一定水准 优先选择回国”
《法制晚报》: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
何江: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将学习四年。相比哈佛,我在麻省理工的工作已经更加偏向实际应用了。比如用组织工程的方法体外培养肝脏,然后用它模拟疾病,做一些癌症的早期检测。我希望能做一些转化,所以研究方向上越来越转到一些比较实用的科学上面,然后希望能更多的造福人类。
《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有想过学成归来怎么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改变家乡吗?
何江:其实从2008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回国,但是这种回去很多时候还得看你的研究水平,如果你研究不顺利的话,你可能还回不去。如果到时候我的生物研究到了一定水平,然后国内还有合适机会,肯定会考虑回国。
文/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丁雪 实习记者明廷宝